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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︱姚洁凝

香港社会一直存在贫富悬殊的问题，虽然亿万富翁的数字在过去十年间有所上升，在职贫穷的市民数目亦增加不少。早于1997年，社会大众、政府和议员曾提倡关注最低工资，在断断续续的来回讨论中，《最低工资条例草案》在2010年7月通过，首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订于每小时28元正，并且于2011年5月1日生效。随着每两年一次的检讨，最低工资的水平自2019年5月1日起四年来为每小时37.5元。立法会已通过有关修订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附属法例，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由2023年5月1日起调升至每小时40元。香港的最低工资水平仍大幅落后于新加坡、南韩、日本和台湾等亚洲主要城市。新加坡的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8.3港元，南韩是57.1港元，日本是56.7港元，而台湾则为43.7港元。

香港现时一个二人家庭可获得的综援金额约为10,962元，假如家庭只能够有一人工作，每周工作6天，每月工作26天，每周工作时数约为49.7小时，最低工资的时薪要达至51元才能让他们赚取与综援金额相约的收入。在劳动市场，工友靠最低工资获得的收入与社会保障的相差不远，部分人士会选择“只坐不做”，这就违反了最低工资作为保障他们生活的原则。最低工资须提升高于综援收入相约的范围，这既能提升从事基层工友的工作诱因，又能鼓励在职市民继续工作。

202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德与同侪在1990年代对美国的最低工资的实证研究发现，在比较最低工资有调涨的新泽西州，及比邻且最低工资无调涨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对照下，两州的快餐业就业人数没有减少，没有受到纽新泽西州最低工资调涨所影响。卡德的结论是提高最低工资负面影响很小，而且不会导致就业率下降，也不会使工作机会减少，对受雇人数也没有影响。另外，有其他学者和大学的研究指出，纵观多年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和经济数据，最低工资的实施与失业率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。既然失业率是受制于多个因素的影响，社会可以增加对最低工资调整幅度的理性讨论及实证评估研究。

卡德的另一研究更指出，本地人的收入，可因新移民来到而增加，但对于那些较早移民当地的人可能承受负面影响。新移民与输入外劳的情况相近，都是为著补足本地所缺乏的人口而推出的政策，这可以间接证明，增加输入外劳，亦能推高香港本地人的收入。新加坡的例子是大量使用外劳，高、中、低档的外劳都输入，新加坡的年均GDP增长约5%，而香港则只有3%。新加坡2022年的人均GDP有79,576美元，而香港却只有49,850美元，新加坡比香港高六成。现实是新加坡的整体经济大环境改善之后，政府提供的社会福利也会有所改善，新加坡的建筑工人也不会完全没有得益。新加坡例子足以证明，大量输入外劳处理本地人口不愿或不能负担的工作，反会增加本地人的收入。

香港的人口流失问题严重，若不能尽快补充，会对香港的经济动力大打折扣。由于香港的最低工资已大幅落后亚洲主要城市，而现在全球通胀升温，是有必要把两年一检改为一年一检，笔者同意最低工资的提升，要按香港经济情况，循序渐进地增加至51港元。同时，亦要为补足人口流失而输入外劳，这样双管齐下，才能令香港经济稳步复苏，添加发展动能和新动力。当老板在输入外劳后赚到足够的利润，亦应要顾及劳动阶层的生活需要，接受把最低工资调升，这样才能达到劳资双方双赢的理想局面。